我卖掉北京房子住进儿子家，儿媳以为我不在屋，对儿子说：1800万入账了

厨房的瓷砖是我自己一块一块挑的，浅绿色，带一点碎花，现在不兴这个了。我在那屋里住了三十八年，最后签合同那天，我在门口站了站，把钥匙放在鞋柜上，没回头。 我告诉自己，这是往前过。 搬过来那天，我带了三个腌菜坛子，一台缝纫机，两个樟木箱子，还有一铁盒纽扣。坛子是孩子他爸在的时候腌萝卜用的，我舍不得扔。缝纫机是我二十岁那年攒了两年工资买的，脚踏的，皮带换过三回，还能转。铁盒里的纽扣按颜色分了格，红的、白的、藏青的，一格一格码着，我这辈子做衣裳、改衣裳、给孩子做小褂子，都从这盒子里抓。 陶敏帮我把坛子搬到阳台，说妈，这个放这儿行吗，会不会挡光。我说行。她说缝纫机放阳台吧，屋里没地方。我说行。她又说这盒子您收哪儿，我说我自己收。 她没再问。 这四十几天，我慢慢看出来一些事。 陶敏有个蓝皮本子，晚上小满睡了，她就坐在餐桌那头翻。本子不厚，翻得边角都卷了。她翻的时候手里拿支笔，写写画画，有时候停很久，笔尖悬着。我有一回倒水路过，瞥见上头画着格子，一格一格的，格子里是字。她看见我，把本子合上了，说妈您还没睡。我说倒水。她说水壶在那边。 她合本子的动作不快，也不慌，就是合上了。 上个礼拜三，她拿个卷尺在我住的这间屋量。我从阳台进来，正看见她蹲在地上量墙根。 "你量什么呢？" "没什么，"她站起来，"我想着这屋能不能放个柜子。" 我说："放柜子干嘛，我东西不多。" 她说："也是。" 那天下午她问我："妈，您那些布还要吗？" 我箱子里有一批零头布，是我在厂里做设计员的时候攒的，花样的、素色的，一卷一卷。我说要。她说哦。她说哦的时候看了那堆布一眼，眼神跟看她本子上的格子差不多。 我心里记着这一眼。 我这十四年在社区做调解，见过多少屋里的事。我常说一句话：一家人闹别扭，从来不吵在明面上，都藏在"哦""行""随你"里头。我那时候劝别人，劝得头头是道，我说你把话摊开说。轮到自己，我一句也摊不开。 因为我怕摊开以后，听见的那个答案。 （03完，接下来04） 04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。 小满上学，周砚上班，陶敏说公司有事，中午不回来。我把阳台的坛子挪了挪，底下积了一圈水，我用抹布擦了。擦完坛子擦窗台，擦完窗台擦灶台。 灶台上有一层薄油，是陶敏昨天煎鱼溅的。她煎鱼火大，油星子崩得远。我拿洗洁精兑了水，一点一点擦。灶眼旁边那圈不锈钢的边，得用指甲抠。我抠得很慢。 擦到抽油烟机底下那块板，我停了一下。那块板上有小满贴的贴纸，一张小恐龙，边角翘起来了。我按了按，没按牢。 我把抹布洗了三遍，水从黑洗到清。 然后我去阳台，把缝纫机上的线轴拿下来，一个一个码。白线、黑线、灰线，还有一卷墨绿的，是当年给周砚做校服剩的。线轴码成两排，我数了一遍，十七个。我又数了一遍，十七个。 我坐在小板凳上，太阳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缝纫机的铁架子上，铁架子上的漆掉了一块，露出底下的黑。 我想，我要是回青坞，这缝纫机带不带。 带了放哪儿。养老院的屋子有多大。能不能搁下一台缝纫机。人家让不让搁。 我又想，我要是不带，它搁在这儿，陶敏迟早得处理掉。她处理东西利索，她妈给她寄的旧棉被，她拆了重新弹，弹完做成两个靠垫。她不糟践东西，但也不留没用的东西。 我摸出手机，翻到老同事的号码。 姓吴，我们都叫她吴姐，她比我大两岁，退休后回了老家，就在青坞。我按了拨号，响了三声，我挂了。 我又按，又响了三声，我又挂了。 第三回我没按。我把手机扣在膝盖上。 我不是不敢打。我是不知道打了说什么。说吴姐我可能要回去住，你帮我问问那家养老院还收不收人？这话一出口，我这个人就定了，定成一个"要回去住养老院的人"。我还没想定。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决定。孩子他爸走那年，周砚才十四，我一个人上班、做饭、开家长会、修水管。厂子改制那年我三十九，一夜之间没岗位了，第二天我就去街道报名。我从来是想好了就做。 这一回我想不好。 晚上陶敏回来得晚，进门先把鞋在门口磕了两下，磕掉灰。她进厨房看见灶台，愣了一下。 "妈，您擦灶台了？" "闲着也是闲着。" "您别干这个，"她说，"我周末擦。" "我擦完了。" 她"嗯"了一声，去洗手。洗完手她站在厨房门口，看了我一会儿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那个铁盒，一格一格看纽扣。 她说："妈，您那屋，我给您换个床吧。那个折叠床睡久了对腰不好。" 我说："不用，挺好的。" 她说："换个正经床，能搁东西。" 我说："我住不了多久。" 这句话我说得很轻，轻得像是自言自语。可屋里就我们两个人，她听见了。 她站在那儿，没动。 过了几秒，她说："妈，您是不是听见什么了。" 我抬起头。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她的手在围裙上蹭了一下。她这个人，心里有事的时候，手就会找地方蹭。 我说："我听见什么？" 她说："没什么。" 她转身进了厨房，把水龙头开得很大。 我坐在那儿，手里的纽扣硌着掌心。有一颗是贝壳的，白的，边上磨圆了，是我妈留